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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美德的内在契合性探析
发表时间:2014-10-14  访问次数:4630 

一、基本内涵的梳理与界定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和人民共同为之努力奋斗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共同理想。

   有人主张区分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和谐文化的根本——凝聚人心。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社会: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预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极大发展、生产力空前提高之后,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的社会形态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经济体系和政治理论,主张或提倡公共或是整个社会作为整体,来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其特色为提倡由集体或政府拥有与管理生产工具,以及分配物资。其经济特征是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的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读《宪法》,可认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利益包含:基本人权、经济权利、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自由、平等和人权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显然这些必须通过实行民主、宪政和法治来实现。[人权:(基本人权或自然权利)是指“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它主要的含义: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合乎人权的对待。人权的这种普适性和道义性,是它的两种基本特征。人权的基本内容,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最为权威。民主:从其字面上来看,代表着由人民统治。至于民主的统治方法、以及其“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现在一般是指由多数进行统治。民主通常被人与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相比较,在这两种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而没有如民主政治由人民控制。宪政:又称立宪主义,是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或理念,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法治:是指一个法律信念,在某一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不单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管治机构的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赋与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轻慢。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

  具体表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明确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涵盖了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的方方面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这四个层次试凝炼为八个字:挺马、特色、创新、传承。社会主义荣辱观也试概括为:16个字:爱国,民本(为民),科学,勤劳,仁爱,诚信,守法,节俭。

   有专家提出,凝练核心价值观考虑四方面:时代性(普遍性、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对话性);民族性(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至今在民间活着的);实践性(针对现实问题、可行性);简易性(通俗简明,老百姓喜闻乐见)。主张,核心价值观在经济价值、商品价值之外寻找,即社会与人最贵最重之追求——根本的期待、诉求与目的,如真、善、美等。价值观主要回答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应是什么”、“应该怎样”,人“如何活着”、“应当怎样”的问题。它指向社会与人之“应然”,分辨好与坏、福与祸、利与害、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它与社会终极目标、人之目的、人生意义密切相连。核心价值观,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价值观中普遍的、主导的价值。它与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相适应,又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在它的启导下,人们可以努力地把社会与人的“实然”状况,提升为“应然”状况。并建议概括为:“仁爱、诚信、平等、民主、公正”。这一概括有简易性、时代性与传统性统一等优点,但又明显换之简陋。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方案。

   2、中华美德的内涵

   何谓中华美德?说法也颇多。比较广泛接受的说法是,中华美德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积淀并传承下来的具有根本影响、可以发掘光大、不断发展创新、有益和谐建设的优秀道德遗产的总称。可概括为: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习惯等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形”与“魂”现代化的表达,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群体(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和阐述。

   具体表述,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代表性观点有五种:

   1、“三纲五常五伦五德”说。“三纲五常”众所周知,不必啰嗦。“五伦”即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也很著名。“五德”则是忠、孝、节、勇、和。有人主张,这一套可以原汁原味地拿来,直接为当代和谐社会建设服务。这当然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特别是恢复“三纲”,遭遇的批判最为激烈。也有人提出诸种“新三纲”方案,张岱所先生在20世纪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曾两度提出两套“新三纲”方案,却影响并不大,可见现代社会中“三纲不能有”已经为绝大多数人所共识。

   2、“五常”加“五德”,即十德说。许多专家都同意“五常不能少”,有些人主张这就是儒家在轴心时代发明的中国式的“普世价值”,姑且不论。有专家就主张,在“五常”(仁、义、礼、智、信)基础上,再加“五德”(忠、孝、节、勇、和),是为“十德说”。[“仁”:仁人、爱人、仁爱。“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最基本的德目。“义”:大义、正义、公平、公正。“义”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意即合宜、应当、应该,情谊、恩宜。“礼”:明礼、礼貌、礼让、礼节、礼仪、礼制。“礼”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精神,社会交往之道,与“仁”互为表里,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智”:智者、明智、智慧、机智。“智”通“知”,将“仁、义、礼、信”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新时期需要把中华民族的道德智慧同人文智慧、科学智慧聚成一体。“信”:诚信、信任。“信”是立身之道、兴业之道、治世之道。诚信是约定俗成的社会交往规则。“忠”:忠诚、忠良、忠恕。“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张的一种优良品德,内心求善,外求尽职尽责。“孝”:孝心、孝敬、孝道。孔子认为孝是道德的根本。“节”:气节、名节、操守、节制。崇尚理想、信念、信仰。“勇”:勇敢、坚强、刚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勇”蕴涵勇敢果断、徇义不惧、刚健不屈的精神。“和”:和睦、和气、中和、和平、和谐。求同存异。]这是说法或立场目前有相当的市场(或影响力)。有佛教人士将之细化为诸种“十德”: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

   3、“四德说”与“八德说”。四德说,自然是管子的观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后来发展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八德”应是“天道、礼、仁、孝、忠、义、太平、富贵”。

   4、“十七德说”。共梳理出十七个主要德目,李岚清作序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收集254条历代格言,将之分分十七类目:爱国、明志、持节、自强、诚信、知耻、改过、厚仁、敦亲、重义、尚勇、好学、审势、求新、勤俭、奉公、务实。序言中却将“仁义礼智信”界定为“核心价值理念及基本要求”,认为其它德目都是这“五常”的某种展开或表现,传统道德的其它表述“大部分都包含在这五大要素之中,或者是这五大要素的延伸,或者是这五大要素的丰富,或者是这五大要素的发展。

   5、“十八德说”,有三层值得研究,其一是美德的根据何在?其二是美德的最核心范畴(内核)是什么?其三是具体的美德德目。关于美德的根源或来源,牟钟鉴先生总结出三种说法:一曰“天命说”(天生德于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赐仁也);二曰“人性说”(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此为孟子系的性善说。三曰“节制说”(荀子的性恶说,主张以礼义等道德节制人性自然中的情欲。“古之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优化人之性情而导之”[《荀子·性恶篇》])。关于儒家所推崇的美德的最高原则,据牟先生分析,也有三种代表性说法,即:⑴以仁或仁义为至德;⑵以礼为至德;⑶以诚为最高道德原则。关于儒家所主张主张的主要道德规范与道德品质梳理出梳理十八德目: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恕、中庸、诚、耻、勇、廉、直、节、志、俭。

   6、当代“新八德”和“新十德”。“新八德”是指: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新十德”是指:孝、礼、勤、诚、耻;忠、义、节、宽、廉。

   中华美德“十德目”是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近年来在全国数百所实验校推广普及的中小学素质教育德育内容。这两年认真学习这些德目,有一个粗浅体会,认为应有所微调,强调“义”这一德目中“气节”的内涵,道义担当要有气节作为内在的根据(凭籍)。诚信不再分为二目,归而为一,既与历史上的表述相一致,又可精深解读。增加“和”,将“致中和”“合和文化”“三和文明”这一中华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突出出来。

   关于这些德目的解读。

   有人会注意到这里没有“仁”,理由很简单,处处只是“仁”的具体的表达而已:“仁”是中华美德的核心范畴,其它德目都只是其体现或分述。

   二、恰当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美德之关系

   本文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抓总的,是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如前所述包含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核心价值四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是一总的基本的特征。在这一大前提下,有三个要素或维度,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当代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升华提炼,这应当是主体,也就是所谓实践的维度,精神文化要从现实生活中发源,这也就是时下所谓回归日常生活这一迫切的现实必要性。二是人类两百或数百年来的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现代化实践所形成的共同经验所代表的当代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借鉴、吸纳,成为现代化中的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的一部分。这是个仍未妥当解决的时代大课题。其三则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转化。要有形而上的解读,要与当代实践结合起来并能发挥提升和引领作用,要与西方近现代人文精神有一个合理的碰撞、融溶的过程,尤其要能为当代人所理解、所接受直至(特别是)自觉践行。

   中华美德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外在的关系,而是内在的关系。当代中华美德在大陆,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结合、嵌入的。可以说,中华美德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更为准确地说——最为重要的甚或根本的核心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在当代必须表达为中华美德这一实践理性。文明传承当下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是贴近当代实践,融入实践之中而不是游离于实践之外。同时,要努力完成形而上提炼和转化的工作,以当代实践为根基做新的诠释,才能成为当代人的精神文化食粮。

   第二、极为迫切的是应对恶德的挑战。法家的相对主义功利主义伦理、鬼谷子智慧所凝结成的现代厚黑主义成功学(成者王侯败者贼),构成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内在挑战——来自自身内部的挑战,即自己对自己的挑战。怎么应对这一传统本身的内在挑战——自我挑战,如何解决中华文明的多元传统的内耗结构的历史课题,是不容忽视并日益尖锐的课题。毛泽东是不是外法而内儒,不得而知;但他激烈地崇扬法家,贬斥儒家是史实。荀况主张人性本恶,并进而主张修德以抑制恶德的膨胀;后经韩非李斯而转化为以“严刑峻法”而以恶治恶的法家路径,崇尚“法术势”,玩弄政治阴谋阳谋,秦汉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

   应对现代性中恶德之挑战。现代性是个充满毒素的混合体,而绝非完美无缺。于是,后民现代化国家就就有个怎样恰当走向现代性的问题。一方面是知识界一些人对自由民主平公正等等现代人文精神的排拒,另一方面是带有普遍性的对近现代西方人文精神内核的无意甚至刻意的误读。人们常识中的常常是一个被曲解了甚至妖魔化的西方。这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追溯至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巨大影响。迄至当代,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被当成西方文化的精髓,将被扭曲、误植的达尔文学说以及诸如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或这一切混合成的丛林主义即西方文化中的邪恶部分当成宝贝,当成真实的全面的西方文化去理解去批判、抵触或借鉴、学习、模仿,剥离了宗教精神与信仰以及西方人文精神之后的纯粹的商业文化所演化成的泛市场主义,严重冲击、毒化着当代中国人的心灵,成为当今市侩主义盛行的重要的精神文化源头。这提出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以这样的扭曲方式中华人文精神能否恰当融入现代性?能否与现代人文精神有合理的嵌入、融合。这在大陆已经演化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市侩——真小人昭然、招摇过市,赤裸裸的不择手段追求个体或小团体特殊利益不仅不感到羞耻,反面被视作理所当然。制假、贩假、用假,蔚然成风,在许多地方其实是堂而皇之的事情。美丑易位、善恶颠倒、正邪混淆,许多本不应该构成问题都变成了问题。恶德正在泛滥,美德的空间遭遇窗前打压。如何解决,以为香港台湾的经验很可借鉴。香港特区的实践已证明恶德是可以被民主制度收伏的。[香港台湾的现代化经验是很好的样板。有了这样的样板,我们对大陆班现代化前途就大可以乐观。历史是个过程。中国在进步。我最近多有与港台学者接触的机会,他们认为大陆再有二三十年,会在社会风气等等方面有大的改变,这是经济发展之后的必然(有客观的自发性,也有主观的努力)。他们讲很多五六十年代港台的混乱、贪腐,不过几十年,变化很大。所以,他们认为,大陆目前的方向是正确的。事要一件件做。问题会得到解决。一切会好起来。我倾向于同意这样的看法。]抑制、清理、扫荡厚黑主义(传统的负面影响)和泛市场主义(西方现代商业文明的负面影响),一旦见效,社会风气便是会明显好转。

   第三,突出道德的实践性,强化中华美德践行中的榜样示范效应。满口子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是国人对伪君子的讽刺。谨防这样的伪君子,仍极需要。满大街的真小人(市侩光棍)与一小报伪君子互为佐证,是当代恶德流布的更高的层面,也更加地可怕。伪君子对道德建设的杀伤力比真小人更大得多。时代需要真君子、真圣人,以应对现实生活实践的严峻挑战。现实的挑战是综合的。现实实践提出的课题只能在实践中由实践本身解决。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征信制度为基础的现代诚信体系的建立。依据于科学的人性化的城市管理。城镇为主的现代生活新秩序的建立。中华道德的新基础是现代民主制度,其新的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下实践,是逐渐开发出自我内在根性并逐渐具备个体主体性以及主体际性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公民。

   中华美德之现代复兴与大众化践行,只有实践这一条途径。而实践必自精英始。虽然偶然会有“”,没有精英的率先垂范,这样的所谓模范只能作为孤例孤证而孤独地存在。道德复兴必须是制度性,也就是必须有现代政治制度作为保证——由外而内(经过外面的强制而内化主体自觉)的过程。道德复兴也必须是精英性,以精英的率先而持续的践行而普及为大众道德实践的历史过程。各路精英群体必须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来说,这是大义之所在,具有不假于外的绝对价值,所以,叫作“责无旁贷”!

   三、有关道德的几个须加以明晰的基本命题

   1、道德已经成为时代对精神文化的焦渴。这种精神的渴求只能通过精神文化建设而得到缓解或解决,而绝不能于经济的发展的自然推动。人是文化有存在——文化动物。人又可定义为道德存在——道德动物。这与人能制造并使用工具并不矛盾,而恰恰是人的这一经济或劳动属性的升华与精神凝结。人的生存与安全等基本的生命需求得到稳定的满足之后,文化的(道德的)精神需求就会彰显并日益放大。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东部及沿海相对发达地区,人的道德文化价值的凸现(凸显),人作为道德动物(文化动物)的精神性需求渐成时代之强音。而且,新世纪的一大文化现象表现为文化焦虑,其实恰恰是日益深化的道德焦虑:对外在的道德秩序——有序与和谐——的渴望。道德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必须。而在普遍的道德失范状态下,人会体验到强烈的对内在的道德自律的软弱与虚无状态的焦虑。对自身的庸俗堕落、随波逐流的无助感。内在人品是一种道德价值——道德修养的结果。人必须适度而足够地超脱于世俗功利才可能驾驭物欲,也才能摆脱他人的掌控,作生命的真正主人。在盛行的潜规则中,出污泥而不染,生命才有真正的自由。生命中保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不授人以柄,就有自由。克制住欲望这一内在的束缚,守望人类自由的内在根源。

   就历史的大尺度演进看,百多年的中华大地正在上演三步曲。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百年革命的第一步任务,从辛亥革命开始,用了约66年时间,大致完成。1978年改革开放始的经济变革与发展,邓公的设计也是用六、七十年,比如到2050年(总共72年左右)。实际上这七十年可以完成两项大的历史任务:经济起飞和文明复兴(中华人文精神的再崛起)。中国将可以重新以一个文化大国(人文大国)的面貌重新屹立在世界东方。注意是个文化(人文)大国而不是个经济怪物(怪兽)。这是个了不得(了不起)的任务。那时共和国已届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将完成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中华总体上也从低谷再到(恢复到)平衡状态(注意不是登峰造极的主、所谓巅峰状态,因为我们不愿看到盛极而衰的穷途末路)。工业经济与城市生活等物质基础上的道德重建,成为时代的迫切任务。人必须生活在道德中,才有充分的作人的感觉。也就是说人必须从自我和群体认知上从禽兽之道升华到为人之道(近乎神圣与崇高的生命体认)才更走近于幸福。人们普遍的道德焦虑,对道德生活的迫切诉求,是当下道德建设的内在根据。

   2、重视并高扬道德的绝对价值。道德拥有二重性,既具有相对价值,又具有绝对价值。当下是相对主义价值盛行,英美伦理学是相对价值的代表(典范),即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在当下生活中表现为潜规则的盛行,成为与制度建设相并行的另一套实际运行的规则体系,且对于个体而言更有效——实用。潜规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邪恶的渊薮,是社会的毒瘤——癌症。在理论建设上,可通过重新发现人类群体生活中的绝对价值原则,而有效抵制潜规则的心理的习俗的和理性的根基。

   德国古典伦理学是人伦道德绝对价值的典范。康德的“绝对命令”为代表。孔子的天命说,孟子的天性说,则是中国特色的人伦道德绝对主义的典范。我们对绝对价值其实不应感到陌生,革命战争时期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所表现出现的精神气质,其内在支撑就是人之为人的道德价值中的绝对主义。绝对主义的特点是拒绝任何功利的诉求或解读,唯“大义”之所在,强调道义担当和气节。大义所在,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中国文化史上,义利之辩中,“道义”的绝对性是毫无争议。道义担当,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是支撑着志士仁人不惜代价的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又如孟子所推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精神就是中国传统的“士”人格的精神支撑,其根基是(只能是)绝对的人伦价值。或再如,斐多菲诗中“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表达的其实也是“自由”对于人来说的绝对价值,诚如法国里昂起义者的旗帜上所宣示的“不自由,勿宁死”。这就是人性对于绝对价值的内在诉求,是任何和相对的价值所不能替代的。

   然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伦理必然会占据某种相对甚至绝对的优势,如无恰当的人文义理的制衡措施,人们的精神世界就会被经济伦理所代表的价值相对主义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等所充斥,久而久之,泛商品主义或泛市场主义就会泛滥成灾,社会就会出现某种普遍性的市侩化(真小人化)倾向。在我国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这一问题已经来得极为明显甚至激烈。目前的情况是,绝对主义道德理想几乎陷于灭顶之灾。崇高与神圣,在许多人那里简直就是虚伪与笑柄的代名词。他们不相信存在任何非功利主义的道德,更不相信存在人性的绝对人伦价值,当然也不会遵奉“绝对命令”而走向崇高和神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荒谬处(大荒谬处),也正是需要我们来承担(担当)的地方。志士仁人必须以“舍我其谁也”“知其不可而为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以及现代人类文明史其实证明了,道义等代表的人类大义,是应该论为“知其可”的神圣事业的,因此是可以大为特为的。]的超越性理想主义坚定地站出来“铁肩担道义”!

   当然,我们既必须在根本上主张人伦道德的不假于外的内在价值,准备承担民族的道义重提;而同时,我们又必须与人伦道德价值在现代生活中的某些相对主义有所妥协,在制度建构上与这种理论合作,从而为大众能重归有德生活预留足够空间。道德的绝对价值,不可超凡脱俗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不能令大众望而却步。于是我们就必须回到世俗社会,肯定经济伦理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并可尝试以利益为基础重构工业化城市化新生活中现代人道德生活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士=精英阶层,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坚(脊梁),应在绝对意义上追求道德上的完美完善,却又须在道德相对主义意义上不简单否定大众对正当利益的现实追求的合理性,并在追求合理利益的同时追求人格上尽可能的高尚发挥引导、示范作用,带领社会向上。走向崇高或神圣的人生高峰。于是精英的责任就异常深重。全社会的走出庸俗——市侩人格趣向,当代各路精英自然责无旁贷。

   3、区分人生境界与搭建道德台阶。可适当重温儒家人格设计的阶梯[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和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境界说[自然境界,顺习而行;功利境界,生物之理;道德境界,尽伦尽职;天地境界,天人合一。]和“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三不朽”说,肯定君子以德为最高价值。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儒家认为,人是天地间最有价值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格阶梯与人生境界二说一起,可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提供现实操作的思路(路径)。可视为社会道德向上攀援的现实阶梯性的人生追求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渐进的。关键是方向的正确,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比是否快速更重要。一些人或因哗众取宠或因缺乏基本常识,信口雌黄地将主,市侩主义丛林主义等恶德合理化,试图将这些仅具低级初步的合理价值的东西解释为当下人类生存的最为合理(恰当)的生存样态的理念支撑,必须给予理性的批判。在全社会创造一种道德上向上的普遍的文化需求——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追求属人的生命,超越于动物性的功利本能,升华人类进化中积淀起来的道德文化本能,引导人们不断向上,读好书做好事做好人,成就大众的有德、成功、幸福之人生。

   4、道与释两家的现代价值应认真开掘。探讨中华美德及其当代的转化与复兴,道家与佛家两家的生命大智慧不可缺。这方面的开掘更为欠缺。老子的自然哲学社会哲学是对孔孟的道德哲学的超越性补充。佛学所带来的宇宙观,对中华人文精神的补益更为众所周知。全面的梳理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华美德诸德目,是更其伟大(重大)的历史任务。至少,有了道家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要求,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才更加健全;而有了佛家的启示,中华人文精神的内在超越性品质才得以真正实现,“一念之善立地成佛”的中国化的禅宗品位,引导人走向善良而回避邪恶,并善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参禅悟道修成正果,佛家提供了超脱世俗的实在法门,对于提高当代大众道德也总体上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还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传承与创新必须统一的问题,如何解决好封建主义政治化意识形态遗毒之再涤汰,特别是涤荡明清两代所出现的文化堕落——奴才文化的滋长、主体性(气节)的泯灭等毒素聚集问题,以及现代公民道德的自觉,即从无主体性到个体主体性再到主体际性,这一现代公民道德实践建构的现实操作路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等,都是绕不开的大问题,限于篇幅,暂搁置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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